南半球的雪

Nancy Qian，钱楠筠，目前是布朗大学经济系的助理教授，国内非专业领域的读者可能没有听说过她的名字。所以我附上她的照片和简历http://www.econ.brown.edu/fac/Nancy_Qian/CV%20Brown.pdf

与上一篇文章提及的魏教授相比，钱教授在国内的知名度要低不少（这与年龄有一定关系，魏教授成名已久，今年50了，还是国内论坛的常客；钱教授今年30都还不到，05年MIT的phd毕业，09年哈佛的博士后毕业），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学习和研读她的论文。

有句题外话，Brown大学是以计量闻名的，看钱教授的作品就更加让我们感叹美国大学经济系的特点之鲜明犹如NBA球队一般。相对而言，中国的球队和院校在特点鲜明这方面就比较欠缺，差不多是什么都想追求，可最后什么都很一般。

“Quantity-Quality and the One Child Policy: The Positive Effect of Family Size on School
Enrollment in China” 是介绍独生子女政策和入学率的，中文标题为《“数”“质”之争与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农村独生子女入学率的缺陷》。文章比较长，内容也相对复杂一点，技术问题更多一些。我想这样来介绍，先把论文的结论陈述完，再讨论技术上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这样的思路可能会更清晰与简明，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本文的长处。

结论其实就一句话：在可以生二胎的农村地区，第二个孩子的出生可以促进第一个孩子的入学率。

这个结论并不是特别明晰，不像上次我们提到的生男孩家庭储蓄率高来得直观和容易理解。关于这个结论的意义和解读，我想在最后讨论。

现在我们来说技术部分，虽然也许会很枯燥，但却是值得本专业学生好好借鉴经验。

这个部分比较复杂，论文用了OLS和2SLS。（很多技术细节包括后续论文不展开了，主要讨论2SLS中的IV）

拿兄弟姐妹的数量做自变量，入学率做应变量，如何找到IV既和兄弟姐妹数量有关又与入学率无关呢？

作者给出的办法是用一个三变量相乘来做IV，即“生日X出生地X性别”。我们来看看这个做法的精妙之处，首先这三者和入学率的关系，因为有地区和年份的fixed effects控制，所以在这个模型中生日与出生地都和入学率无关。性别与入学率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我们知道，要求IV绝对与应变量无关是非常难的，所以这里我们可以接受一定的关联性。同时，因为是三项相乘做IV，这就比直接拿性别作IV来得科学，性别对入学率的影响也被有效控制。其次，生日、出生地、性别又是与兄弟姐妹数量有关系的。独生子女政策出现在1978年之后，所以生日在政策之前的人比出生晚的人更有可能有兄弟姐妹。出生地也是如此，因为在农村有二胎政策，而城市没有，所以出生地也对样本是否有兄弟姐妹有影响。性别，和出生地一样，在允许二胎的地区，如果样本为女性，则她有弟弟妹妹的概率会比较高。综合起来看，这个三项综合控制的IV选择是相当具备水准的。

技术问题介绍到此，如果大家对后面的技术细节感兴趣可以去nancy的主页下载原文细细研究。

本文的贡献是测量了拥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孩子入学率与家庭规模之间的关系。过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二个或者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而很少有这样的研究。中国因为有特殊的独生子女政策，同时，还有二胎政策，这从统计和计量角度而言给研究人员提供了很好的特殊样本群与特殊时段对比的可能。

文章进一步指出，两个孩子的家庭，第二个孩子的出生会促进第一个孩子的入学率。此外，研究还发现，单纯从数量看，一个家庭规模的增大会对孩子的入学率造成负面影响。这和过去的结论一样，因为在给定的家庭收入前提下，更多的孩子会造成更多教育支出负担。但是，本文的实验表明，当孩子数量从一个变成两个之后，第一个孩子的入学率提高了。

不过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不是我的意见，是我一个朋友提出来的，他说，文章只是论证了放松一胎政策之后，入学率提高，即数量提高了，但没有论证教育的质量是否也同步提高了。从宏观角度说，更高的入学率是教育进步的标志，但是如果没有办法证明高入学率和教育质量有必然关系，或者高入学率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与回报、社会生产率和社会福利，那么单纯数量的上升就没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当然，一般的假设是，高入学率可有带动地方发展，高入学率可有提高当地的劳动者素质，至少理论上是如此。后续的研究会陆续出现，要求一篇working paper涵盖那么多内容也是不切实际的。

后几期的预告：

下期我想继续介绍一个华裔女经济学家孟昕（论文和Nancy Qian合著），再下几期我们继续回到Nancy老师的论文，介绍她刊发在世界顶级经济学期刊QJE上的文章。

涉及的题目有：大饥荒的影响、房价与劳动力流动、性别收入差异与选择性妊娠等。

作为《海外华裔经济学家》的开篇，我想介绍魏尚进教授（Prof.Shang-jin Wei）和他2009年6月才刊发的working paper（第二作者张晓波博士，Xiaobo Zhang，http://www.ifpri.org/srstaff/zhangx.asp）:

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

选择教授的顺序是随机的，选择文章的原则也比较简单：新作。我会尽量选择近1-2年的作品，以期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受限于自身的知识体系，我不太可能解读纯理论性的著作，所以大家将会看到许多实证性的论文，它们大部分用计量经济学的常用方法来研究现实经济学问题。由于这个前提，加之所有被介绍的作者均为华裔，很多论文的主题会与中国经济情况与未来有直接关系。我想，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和感兴趣的热点吧。

魏教授的情况在NBER上有，我不赘述，请参见：http://www.nber.org/~wei/

直接切入今天主题：中国的储蓄率和男女出生比例之间的关系。

之所以选择这篇论文，说来也很有趣，它源自美丽的Nicole Ng群发的一则“搞笑”email。当然了，其实它的内容不完全是荒谬与滑稽的。

Email的大意差不多也是论文作者提出研究问题的背景。因为这个专题是“寓教于乐”性质，非严格学术讨论区，我也就很不严肃地把这个email的意思引入至此：

美国人抱怨金融危机源自中国的高储蓄率。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因为中国人不消费只存钱，中国银行里睡满了老百姓的储蓄，可银行不能凭白无故变出利息来，所以中国政府大量购入美国国债，代替老百姓投资。美国人举债消费，中国人买单就成了过去几年的真实写照。当泡沫破裂，美国经济陷入停滞的时候，美国人发现是中国人过高的储蓄导致了他们可以提前消费，而且毫无节制地花后天和大后天的钱。我们暂时不评论这个逻辑是不是符合事实，姑且认为中国高储蓄与美国金融危机有关。那么是什么造成中国的高储蓄呢？

email说，是因为中国男女出生比例失调造成的。这倒是很符合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习惯。如果一个家庭不幸，像我家一样，生了个男孩子，那么父母省吃俭用，拼命储蓄干什么？给儿子买婚房，以便儿子在未来的婚配市场能占据主动，延续家族的香火。

至此，背景故事差不多讲述完毕。下面是比较严肃的论述：中国男女出生比例的不平衡到了什么程度？2005年的调查统计显示每100个女孩出生，对应着120 个男孩。男女出生比为惊人的1.2比1，而国际上这个数字大致为男女1.06比1，接近自然的1比1。多出的那么男孩子长大了就是光棍，这是自然规律，而且如果我们去研究中国婚配市场，除了那多出的20个男性找不到对象，前100的男性也因为各种原因难以百分百找到对象，具体原因是微观领域的课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介绍。

家有男儿，父母就要存钱，这个逻辑在中国社会是再正常不过的。而2007年中国的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攀升到了30%，也和男女出生比一样，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

魏教授和张博士刊发的论文，第一次严肃地，注意是，严肃地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证明了，这个看似很中国化的逻辑在科学和理论层面是成立的。我在外留学短短的两年，如果要说收获，那就是真正明白了什么叫科研：用科学的办法提出问题、论证问题、讨论结果，即使这个结果在日常生活中是显然地，自明地。

关于“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 这个标题的翻译，陷于我的外语水平和业务能力，我取意译。如果直译的话就是：积极储蓄的动因：来自中国上升的性别比例和储蓄率的证据。这么翻译当然，大家也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总感觉不太合适。所以我把它译作：积极储蓄的动因：中国男女出生比例失衡和高储蓄率带来的启示。这是经济学之外的一点题外话，有感于现在国内译著（各个学科领域，另，不局限于英文作品）水平的参差不齐。

论文主体部分运用了Fixed Effects模型，因为要去处地区，时间对储蓄率这个应变量的影响。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局和人口普查报告。这里我要声明一点，虽然这些数据是显然存在问题的，但因为没有更全面和可靠的数据，很多论文在讨论中国问题时还是不得不用。好的论文是通过计量手段尽量消除误差，本文是我们学习的典范。用中国统计局的数据能做出严谨结果的论文其实并不多，能得到承认更少。就我个人关注的领域里，1992年林毅夫教授曾经在AER上刊发过一篇关于中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文章，后来也成为学界的经典之作。尽管魏教授的这篇working paper能不能名垂青史，现在不得而知。不过，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此文绝对是值得好好研读和学习的。我估计此文加以整理和修改，应该可以上核心期刊（我说的不是中国国内的核心期刊）。

Panel regressions，因为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所以暂时只好这么写，以中国省级单位1980-2007的家庭储蓄率和男女出生比为基础数据，计量模型如下：（因为这里无法写出脚标，我把主体单词大写，小写的为脚标）

SAVINGRATEj,t=B*SEXRATIOj,t+Xj,t*Rj,t+province fixed effects+year dummies+ error termj,t

B,原文中为Beta, R为Gama。j为属地，t为时间。SEXRATIO，因为人口普查不是每年都有，只考察了7-21岁人口段的情况。（文章考察到2007的数据，而人口普查数据是2000年的，所以是从7岁开始。）X 为各种控制项，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预期寿命，20岁下人口比例，20-60岁人口比例等。储蓄率的算法在这里比较特殊 log(税后收入/生活开支)，一般情况下，宏观储蓄率是（Y-C）/Y ，即GDP减去消费部分除以GDP，这里我们假设消费之外全部为储蓄。这里的储蓄率以家庭为基础，是一种微观的算法。从技术角度说，这个算法看重比例，而不是绝对值，这样error term可以近似于正态分布。纯技术讨论就不展开了，这也不本文的重点。

由控制项的不同，性别比对储蓄率的影响也不一样。我举例一个相对完整的模型，考虑收入，人口比例，社保，预期寿命，男女性别比例上升1%，储蓄率的上升34%。这个影响非常巨大了，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男女性别比是1.2比1（实验群体7-21岁的男女比是1.136，2007年），要上升一个百分比绝对是惊天动地的事，而储蓄率的上限 100%。如果男女出生比例不断上升，那么总有一天，中国的名义储蓄率会接近100%，至少理论上存在这样的可能性。而本文提供的预测数据，2007年中国男女出生比约为1.24比1。我们现在不知道2009年的数据，但照这个趋势，今年或者明年，这个比例差不多可能接近1.3比1的高危警戒线。

后面文章对这个主模型进行了IV修正，又分农村和城市进行研究，这些都非常技术化，暂时省略。结果我们也可以预见，在农村，男女出生比对储蓄的影响大于城市。最后文章引入了2002年对122个乡村，70个城市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从更加微观的层面去研究。

作为严格的科学论证，本文提出，男女出生比例只是新的解释家庭储蓄率上升的途径。过去我们认为的，收入、职业不确定性、教育、医疗保险体制等都会是中国高储蓄的动因。另外，文章的家庭层面数据反映，在男女比例失调地方，生女儿的家庭也倾向于高储蓄。作者给的结论是，过高男性比例推高了当地的房价，导致生女儿的家庭也不得不储蓄。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倒是也有兴趣去看看房价与男女出生比例的关系。

当然，对于我个人而言，看到这篇文章是悲喜交加。喜的是，这样的一个选题被严格论证并且做出了令人满意和信服的结论；悲的是，我虽然很早意识到了男女比例失调可能带来的婚配市场不平衡，却没有去做这个模型，缺乏经济学研究上的敏感性。从技术角度说，我们完全有条件做出这个研究，没有数据和技术障碍，但我们欠缺论文作者一般的敏感度和睿智。这也是美国大学经济系总是领先世界的原因，他们有最新的idea和最快的速度，赶在别人之前发布论文。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作者限于时间关系，并没有给出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印度等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我不能犯政治错误。。）的比较实验。我觉得本文的出现至少会引发我对两个方向上改进的思索：

第一，作者只想到了去比较亚洲国家，而我觉得除此以外，我们可以关注拉美和非洲。虽然数据会有困难，但巴西、阿根廷、埃及、南非这类国家的数据还是可以找到的。同时，作者在亚洲国家中，没有提到越南，我觉得作为中国对比的范本，越南比印度更加合适。韩国、新加坡都是发达国家，他们的高储蓄率即使和男女生育比例有关，但肯定和中国的情况差距比较大。新加坡的例子，受制于他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人口，根本没有办法作为例证。印度的优点在于人口和中国相近，但缺点也很明显，文化和经济政治体制差异巨大。而据我还不算太多的研究经验表明，越南才是好的范本，因为越南人口相对于它的国土面积而言相当庞大，而的出口导向与中国类似，很多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问题在越南都能找到对应的情况。最主要，越南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绝对高于印度，也不亚于大中华区之外的韩国，所以我们可以期望在越南找到更好的印证。这个探索性的试验，在我毕业之后会继续去做，如果扫除数据障碍有难度的话，我会找导师去做泰国或者印尼的数据。

第二，关于中国研究本身。就省级层面而言这个模型虽然好，但用的是统计局数据，不是非常令人满意。CHNS有1989-2006中9年的数据，可以改善一下作者的研究。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问题：作者提到了房价，却没有深入。这个角度是可以搞出突破的。虽然房产数据非常繁杂，要做全国数据，讨论农村城市很难，但这个大题目可以切成小块做。1、以上海或者北京等大城市为例子，做实验先。2、在省内农村做试验。3、跨省分别做农村和城市实验，选取发达和欠发达省份若干。4、拼图成稿。要完成全部的研究肯定需要像魏教授这样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张博士这样在有美国科研机构背景的人去做。但是第一步城市级别实验，个人还是有希望做的，至少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而能做出来的人，我估计拿着这篇论文去美国读phd应该也是有把握的。

 

PS  关于IV那段，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补充一下。一般找IV的原则是和自变量有关与应变量无关。本文延续过去文献中的两个IV，一个是超生罚款额，一个是民族。他们认为超生罚款对男女出生比例有关与储蓄率无关，这个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被罚款的家庭都是超生的，而他们超生的因素多半是想盼望一个儿子没有如愿，所以宁可被罚款也要再生一胎，甚至多胎。所以超生罚款额和男女出生比还是有直接关系的。唯一有一点点遗憾的是，罚款额和储蓄率还是有关系的。毕竟罚款也是钱，储蓄也是钱，罚款在短期对储蓄肯定有影响，至于这个影响是不是很大，那要看这个家庭的收入水平与罚款额之间的比例如何了。严格地说，作者要给出罚款额占居民可支付收入的份额，并且看这个份额的均值和标准差。如果标准差过大，可能这个IV就有问题。第二IV是民族，他们认为少数民族不执行计划生育，所以假如这个家庭是汉族那么与男女出生比例有关，与储蓄率无关。这个看起来还是挺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我们深究起来，还是有问题的。比如，汉族的收入水平和少数民族家庭是不一样的，民族会影响收入，当然也会影响储蓄率。通常的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人民的收入水平要比汉族聚居区偏低，这是事实。他们这样做IV的假设是少数民族在汉族聚居区随机分布。那么严格说，在IV修正之前，他们还要证明样本中的少数民族家庭是随机分布的，不然技术上我们可以质疑。(我复查了下，第二个IV论文提到，但没有运用，理由和我分析的一样，不是uniformly distributed)

最要命的还是不是这个两个IV的设置本身，因为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IV这回事，只能大致求个“心理安慰”。能找到这样的IV已经算是世界级水平的了，这一点不夸张。对于学生阶段的论文，如果能找到这样的IV基本上论文判90分以上，甚至满分。因为这已经算到“理论贡献”部分，找IV是实证经济学、特别是应用计量经济学中最常见的课题，又是世界性难题。不过，我现在要说的是，假如我们不局限在中国样本上，如何在其他国家找IV？

第一，其它国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也就没有超生罚款这一说，第一个IV失效。如果研究韩国这样单一民族国家，那么第二IV也失效。其它国家虽然有多民族，但因为没有主要民族和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差别，这个IV实际上也是无效的。好了，问题来了，如果我们要研究其它国家，如何寻找到新的IV可以克服Endogeneity？这个问题，我暂时没有答案，欢迎达人指教！

很凌乱

想定期或者不定期推出一些介绍海外华裔经济学家论文和生平的文章。尽量选择大家可以不太熟悉的那些位，论文的内容会选择比较有趣——当然这个有趣，也只能以我自己的感觉做标准，也许读者会觉得相当无趣。。。

小小的预告，最近人物——魏尚进和Nancy Qian

这是我当年高考的题目，一晃也有7年了。说实话，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都没有看到过真正的大海。

第一次看到蓝色的大海是我上班之后去三亚培训，看到了亚龙湾。后来我到了澳洲，很容易看到大海，蔚蓝色的。

有感于国内最近风起云涌的事件，包括google可能面临的全面封禁。7年前，因为的语文成绩的失误，和ECNU中文系擦肩而过。我娘问过我，为什么语文会和模拟考差20分，我说可能阅读做得不理想。

但真正的原因，其实我很清楚，因为我在作文里影射了执政党和八平方事件。我敢用我的人品和过往的作品质量做担保，那绝对是一篇文采出众、立意高远的文章。虽然我已经无法背诵和复原出它的全貌，但在这个网民为google默哀和祈祷的夜晚，我试图再现18岁那年无所畏惧的片断：

《面对大海》2002年上海高考作文（结尾部分回忆节选）

“我站在海边远眺，只见耶路撒冷的哭墙下，整个巴勒斯坦在哭泣。。。穿过时光的隧道，隐约看见血山骨海堆积在面前，挡住了前方的海平线。我回头望，只见天安门的纪念碑下，整个中国在哭泣。。。”

不能说那篇文章导致了我的今天，但它起码断送了我进入中文系的愿望。下笔之前，我确实也想过这么做的危险性，但我觉得全文在描述人类历史的悲怆和海洋文明带来的冲击，这符合大海的特征。大海在考官那里是博大和宽广的，在我内心它就是深邃而悲怆的。这和我本人悲观主义的世界观以及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深切关注过关系。我不觉得，在高考时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就是阳光积极的，写人类历史上的悲剧就是阴暗的。

我罗列了人类历史上的2次世界大战，其中我们熟悉的日美太平洋之战惨绝人寰。我并没有站在胜利者的一边去描写珍珠港惨案，而是在一个全人类的角度看战争，所以我也写了日军在菲律宾最后阶段，弹尽粮绝、坐以待毙的惨景。“日军断粮的第三天，海滩边的士兵已经无力驱赶身上的绿头苍蝇，任凭它们蚕食着自己的身体，或者说尸体。。。”

当然，正如结尾处提到了耶路撒冷和天安门，这些意象都代表我对人类文明进程中重大事件的关切。无论从艺术还是思想角度说，这样的文章都不应该被判为低分。很可惜，我还是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我高中的语文教研组向来是认可我这样的写法，因为他们了解我。可高考阅卷不是模拟考试，虽然那时候没有“和谐”这个词，但“和谐意识”还是有的。

其实在我的文章中，被提到的国家很多，包括北美大陆上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屠杀，澳洲大陆白人对土著居民的屠杀等等。面对大海，只能让我想起漂浮在海洋上的尸体，和浪花冲刷到岸边的白骨。因为每当我想到人类文明史上的杀戮与血腥我就久久不能平静。

为了能做到尽量公正，我没有过多的评述。只是陈述过去发生的事，这里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有白人和原著民的冲突，也有世界大战全世界的大冲突。我想通过冲突、暴力、血腥来突出我对大海深邃和悲怆特质的理解。

正如现在，我对google的未来和中国未来所持的态度一样，总体趋势我是谨慎的悲观。在文章末尾，我也没有忘记在海滩边加上小贝壳，表示未来不全是死寂。这个手法可以在鲁迅先生的文章里查到，他也在夏瑜的坟上凭空添上了一个花环。

类似的手法我在写《乌江岸》的时候也用过，“乌骓马遍体鳞伤孤身回到江东，最后体力不支，倒在血泊中。第二年春天，草地里开出了不知名的野花，血红色，一大片，一大片，开满了整个山坡。。。”

在人们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也总会在文章结尾添上一些积极的意象。可惜，阅卷的人根本不在意海边的贝壳，也不会理解大海的深邃和悲怆。其实，对高考阅卷的失望，也是我填报中文系立志做中学语文老师的一个动因。很早我就听说，作文阅卷老师水平不行，根本不懂什么叫好文章，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我那时决定此生远离名利场，做一个中学老师。

不过，现在，尽管我依然远离名利场，可成为中学语文教师几乎不可能了。只希望我毕业之后可以有机会执教一方，哪怕不是教语文。对我而言，教授什么课程都是其次的，因为无论什么课我都会把它当哲学课上，讲思维方法和人文关怀，前者关系到学生的职业发展，后者关系到学生的精神层次。

说到这里，我还是不得不提下老陆老师。虽然我只见过他寥寥几次，但我却被他的精神和学识所感动。他说自己没有太大志向，也没有多少伟大的计划；只想把书教好，把事情做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事实上，他在做的事情就是守卫一方自由的平台，宣扬一种敬业和执着的精神，自由的平台和执著的精神恰恰是中国社会当前最匮乏的。可悲与讽刺的是：他们要封禁的google，一个自由的平台，一个执著的公司；他们的做法让我觉得无奈，并不因为他们关上了中国与世界沟通的窗口，而是他们在试图断绝一代人的信念和扼杀一个国家的未来。

最后把7年前的那段话再引用一次，送给他们：

我站在海边远眺，只见耶路撒冷的哭墙下，整个巴勒斯坦在哭泣。。。穿过时光的隧道，隐约看见血山骨海堆积在面前，挡住了前方的海平线。我回头望，只见天安门的纪念碑下，整个中国在哭泣。。。

短暂的时间，google在中国大陆被封。

 

网民的情绪很稳定，当然，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作为已经不想再骂中国共产党的我来说，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你要么彻底建立局域网，要么请你们稍微清醒一点面对现实。

 

世界不是几十年前的样子，不是用控制媒体的手段就可消除一切不利信息的。中共统治60年了，苏共71年完结。中共在给苏共写评语的时候总是把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运动当作苏共下台的直接原因。他们的思路是，只要堡垒内部不出现分裂和动摇，一党制就能延续下去。可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苏共的下台和国际大环境以及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与政治状况直接相关。也正因如此，胡耀邦和赵紫阳这样的开明派被认为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凡是被贴上这类标签的人注定没有好下场，比如中国的“赫鲁晓夫”——林彪一样。

 

时光飞逝，如今俄共虽然作为党派依然存在在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当恐怕很难再有执政的机会。而在其他国家，我们能看到的只有朝鲜那样的家族权力交接和国内民不聊生的景象。

 

前不久中国还嘲笑伊朗大选之后的军管网络，认为这是不合适的做法。过了几天，因为石首事件的刺激，google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说穿了，这就是自由和独裁之间的对抗。一个大国，一个所谓的大国，有什么好怕的。公民看到了真相未必会真的推翻统治者，这在中国历史上很普遍。虽然汉人反清从清军入关就开始了，可清朝政府并没有被反抗所推翻。就算屠城是公开的事实，纵然各地反清活动风起云涌，但最后清朝统治者还是稳稳当当坐在龙椅上，不但统治了中国，在前期还创了盛世。

 

我们回头看看中共统治的历史，屠杀了就不要不承认，不承认屠杀你就连满清政府都不如。人家不怕百姓知道屠杀，因为屠杀的目的就是震慑反抗，为什么要藏着掖着？中共的思路很怪异，属于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那种。杀了人，却要做卫道士，要把自己弄得纯洁无比。我不知道这算政治上成熟的表现还是不自信的行为。

 

去看看各地人民对抗军警的画面，你就知道老百姓过不下去之后会怎么办。差不多10年前，我就反复问自己，我是否能看到一党独裁的解体。原本我以为需要过了2050年，也就是我60多岁的时候。后来一度很悲观，觉得也许我死了也看不到那天。现在，我差不多已经不关心了。因为按照目前的情况下去，很可能就是收紧口子，一党独裁到底，谁反抗就杀无赦。按照封建王朝200年的基本寿命，中共起码可以活到2100之后，而那时候我们这些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早就入土了。

 

专家：“从事实看，邓贵大的侵害行为不是很严重，并且侵害的不是重大的人身权利，邓玉娇却用刀防卫造成不法侵害人伤害致死，其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因而难以认定构成正当防卫，而应认定构成防卫过当。”

我不是学习法律的，但是如果要我认同这样的论述显然不太可能。我不清楚这个专家是不是知道邓贵大对实施了邓玉娇什么样的侵害，如果他不知道，那么属于无知者无畏，如果知道，那就是违背了基本的做人原则。

从公开的情况看，邓贵大是意图和邓玉娇发生超出一般范围的身体接触，这样的接触有可能导致性行为。如果邓玉娇切实感受到了某种威胁，而这样的威胁指向被强奸，那“邓贵大的侵害行为不是很严重”这话显然是错误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当事人在感受到了某种威胁时，是否可以“夸大”这样的威胁？判决的逻辑就是邓玉娇夸大了威胁，选择了过度防卫。可是，如果强奸这样的威胁都不可以采取“过当”的防卫，那么请问，姑娘们是不是还应该和对方协商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方案？

强奸和抢劫、绑架等在天朝刑法中都是重罪，面对重罪侵害，受害人在不可预测结果的前提下使用无限防卫是适当的。这个论点不是我发明的，参见《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所以本案的焦点其实很简单，就是认定邓大贵是否在实施强奸，如果是，那么被害人可以无限防卫，不存在防卫过当。但判决的结果说明法院不认定邓大贵实施强奸。这里的逻辑是，他其实是去买春，本意不是要强奸被害人。只是误认为被害人可能会提供卖春服务，然后才有了举动。现在也没有证据可以直接证明邓大贵确实“正在”实施强奸行为。

我有一个极端的想法，假如被害人的裤子被邓大贵扯碎了，然后捅死了他，法院会不会改判？我的推测，不会。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强奸”行为，而在乎舆论压力。因为这个案件的最后结论不是按照法律精神和刑法规定判的，而是根据民意和高层授意。

他们巧妙利用了，“定罪免责”，既保全了某些人的脸面，又不至于激起民愤。从政治角度，这个处理是高明的。但从法治角度而言，绝对是“法无定法”的又一次杰作。

质疑1：邓玉娇如果没有被定为“精神病”患者，她是不是能免除处罚？

质疑2：面对可能导致强奸的行为，被害人是否有无限防卫的权利？

一个更加极端的例子是，如果卖春者在实施卖春的过程中提出中止交易，买春者此时意图强行完成交易，是不是可以认定为“正在实施强奸”，这时卖春者是不是可以使用无限防卫？

讨论这些不是要搞清楚法律条文和实施的关系，而是要告诉某些专家和某些当政的人：骗人要有技术含量，做坏人永远比做好人难，因为他需要不停地伪装，伪装的时间越长难度越大。

今天的工业信息部声明，澳洲两大矿业巨头，力拓和必和比拓的合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如果这部法律可以管澳洲企业的兼并，那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解决好国内众多的垄断问题。可惜，我们对此深表怀疑。